贵州历史   早在20多万年以前，贵州就有人类居住、活动。贵州已确定的古人类，有属于“晚期直立人”（猿人）的“桐梓人”，有属于“早期智人”（古人）的“水城人”，、“大洞人”，有属于“晚期智人”（新人）的“兴义人”、“穿洞人”、“马鞍山人”、“岩脚洞人”、“安龙观音洞人”等等。贵州已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和地点80余处。贵州从秦汉到宋元的千余年中，发展滞后，明、清两代有所好转。但从已发掘的资料可证明，贵州在石器时代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居于领先地位，如在桐梓岩灰洞发现的人工用火的痕迹，是我国华南地区目前最早用火的证据；“水城人”开创的锐棱砸击法，在国内具有典型性；“黔西观音洞文化”与的“周口店文化”和山西的“西侯度文化”同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类型；迄今为止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骨角器，在全国其他地区仅发现十余件，而贵州普定穿洞竟出土千余件，兴义猫猫洞的骨角器也颇有特色，不但在国内，而且在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  大约在距今1万年，贵州进入新石器时代，磨制石器日渐兴盛，骨角器也更加多样、精巧。从考古资料看，这一时期出现了箭镞和网坠，说明狩猎、捕鱼都有较大进步。在平坝飞虎山遗址中出土了石锛、石斧、石刀和骨铲，标志着纯粹取之于自然的经济在向着农业生产发展。在普安铜鼓山、毕节青场发现的房屋遗址，说明人类逐渐定居而成村落。在贵州还发现了陶窑、石纺轮和陶纺轮、大量陶器、陶片，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了纺织。
商、周时期，贵州逐渐向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过渡。在贵州出土了灶、坩锅、石模、石范、铜条、铜刀和青铜铸造的鼓形铜釜等，而在威宁中水战国墓中出土的饕餮纹无胡铜戈，不但形制独特，而且能与石范相合，系本地制造。这些足以说明贵州已步及新铜时代，是铜鼓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。大约战国至西汉初年，贵州开始有了铁器，在清镇王牙珑坝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铁斧，在赫章可乐发现的一件武阳传舍铁炉可以佐证。
        春秋战国至西汉，在今贵州境内出现许多“部落方国”，如牂牁、夜郎、且兰、毋敛等。《史记•西南夷列传》说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说明夜郎在当时的西南少数民族中拥有较大实力。上述几处房屋遗址，赫章可乐汉墓中出土的“干栏”建筑模型、陶井，威宁中水大河湾新石器时代址中发现的长0.7米、宽0.2米、厚0.14米的碳化谷物堆积（鉴定为水稻），兴义万屯汉墓中出土的水稻模型等等，证明夜郎地区已发展为“耕田，有邑聚”，较之尚处于“随畜迁徙”和“或土著，或迁徙”的其他族群较为先进。赫章可乐的套头葬显示了夜郎文化的独特风貌；威宁中水出土的两件刻划符号的陶觚，说明已有了文字的萌芽。
         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灭且兰、伐夜郎，建立牂牁郡。当时的牂牁郡地跨贵州、滇东及桂西北，以且兰为郡治，平夷为都校尉治，且兰、平夷皆在今贵州境内，说明这一地区有较多联系，且以贵州为中心。由于社会基础不同，实行“土流并治”，所设边郡与内地郡县有别，既设郡守、都尉、县令等官，又封部落首领为王、侯、邑长。边郡赋税以贡赋形式出现。郡县设立以后，为保证驻守官吏及军队粮饷，采取“募豪民田南夷”政策，招募“三蜀大姓”在夜郎地区屯田，招徕游民、发罪人以“实边”，这些措施，把中原及巴蜀文明带进贵州，促进了贵州的开发。
        牂牁地区与外地的交往日渐增多。秦始皇时，派“常安页略通五尺道”，从四川进入贵州，这是在贵州修筑大道的最早记载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汉王朝为控制南越，借夜郎精兵“浮船牂牁江”，派唐蒙“通夜郎道”，“从巴蜀笮关入”。后又“发巴蜀卒治道，自棘道（今四川宜宾）指牂牁江”。牂牁江是巴蜀通往南越的重要水道。又曾“通西南夷道”，但“戍转相饷数岁，道不通”。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张骞因在大夏（今伊朗）见到“蜀布”和“邛竹杖”，建议在西南寻求通往身毒（今印度）的道路，汉武帝派王然于等间出“西南夷”，由巴蜀经夜郎达滇。此道虽然当时未通，但此后逐渐形成经滇西、缅甸到印度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
        魏晋南北朝，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期中，由于中原丧乱，分裂割据，中央王朝无力经营西南，贵州与外地的交往骤然减少，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。以部曲结合而成的移民集团拥有军事有和经济上的实力，他们与当地土酋联合起来，形成“南中大姓”，自雄一隅，独霸“南中”，贵州则处在“牂牁大姓”的统治之下。蜀汉建兴三年（225年），诸葛亮亲自领兵，“五月渡沪”，分三路进入云南，平定“南中大姓”的反叛，蜀汉曾一度控制黔北，在习水县三岔河乡至今保存着一壁刻，在《捕鱼图》旁刻有“章武三年”等字样，是西南罕见的蜀汉石刻。平定“南中”后，诸葛亮维持“牂牁大姓”的统治，采取“不留兵，不运粮”、“即其渠帅而用之”的政策。西晋虽设来降都督统辖，但并未深入。东晋成帝时，成汉割据四川，牂牁谢恕不愿归附成汉，“保境为晋”。继后李寿“引僚入蜀”，多达十余万家，“挟山傍谷，与土人参居”，僚人势力从此衰落。南北朝时期，爨氏独霸“南中”，彝族先民“东爨乌蛮”活跃于滇东北及黔西北一带。在此400年中，郡县制度虽未废除，但因时局动荡，行政区划时有变迁，苗瑶、百越、氐羌几大族系先后进入贵州，与古老的濮人错杂而居。这是一个民族大迁徙、大融合的时期，在经济、文化上广泛交流，但经济发展迟缓。《华阳国志》载：牂牁郡“畲山为田，无蚕桑，……寡畜产，虽有僮仆，方诸郡为贫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 毋敛人尹珍是走出大山求学的第一人，从许慎、应奉等大家学习，后“以经述选用，历尚书丞郎，荆州刺史”，更回乡办学，首开“南中之学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 隋统一中国，在黔北建立了明阳、牂牁二郡，但仅存在38年，统治并不深入。唐承隋制，但改郡为州，州有经制州和羁縻州之别：经制州由朝廷吏部委派刺史治理，“官不世袭，职不常任”，“编户齐民”，实行赋税之法和徭役制；羁縻州多设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，由朝廷封赐土著首领为都督、刺史，子孙世袭，定期朝贡，人口、赋税“不入版籍”，朝廷往往对其采取“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”的政策，关系比较松驰。唐在四川彭水设立黔中道、黔中郡及黔州都督，并一度设立过播州都督府（治今遵义）和庄州都督府（治今贵阳附近）。而东爨乌蛮各部则与王朝保持“藩属”关系。自天宝以来，南诏崛起，时反时和。在唐朝与南诏的长期争战中，贵州成为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，政局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变。唐朝势力强大时统治中心向西南移动，高宗以后统治势力逐步向内收缩。僖宗乾符初年（公元874年），杨端应募攻取播州，从此占据播州长达700余年。
        “五代十国”时期（公元907～960年间），全国陷入分裂割据，战乱不休，政权更迭，贵州与中原各朝的关系时断时续，与邻近的前蜀、后蜀、楚、南汉及大理等国联系增多，黔北多附于蜀，黔东及黔南多附于楚，黔西则与大理较为密切。因巴蜀、荆楚割据，道路受阻，很少与中原往来。
        隋、唐时期，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比魏、晋时期前进了一步，但比之相邻的巴蜀、荆楚尚有相当差距。随着道路的开辟，郡县的设置，官吏的派遣，兵丁的屯戍，各民族间朝贡使节的往来，移民的增多，中原文化逐步向贵州地区腹地渗透。唐代的贬官文化素养较高，其中不乏贤良之士，对中原文化的传播起着一定作用，黔北、黔东北“土俗大变，渐染华风”。在唐朝与南诏的长期争战中，南诏掳掠人口和无数财物，对贵州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贵州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明显，靠近川、湖的黔东和黔北进步较快，南部和西部较落后。